崇贤村

崇贤村，俗称窑子头，因早期定居于此者多依塬凿窑而居，且地处东南部丘陵的尽头而得名。

《介休县志》记载：“秦王庙，在崇贤村，因唐太宗为秦王时（唐高祖李渊称帝时封为秦王），讨刘武周驻兵于此，建庙以祀”。唐太宗李世民礼贤纳谏，平定四方，百姓崇颂，故取名崇贤，取崇尚贤德之意。

从地理方台遥询位上讲，崇贤村位于三佳乡南端与城关乡、龙凤镇、洪山镇的结合部，是全市唯一与三个乡镇接壤的行政村。崇贤村北邻三佳温村，东连洪山镇上曹麻村，南接龙凤镇鳌子岭，西隔龙凤河与城关乡石河村相望。与其地板相连的还有西北端的城关乡下庄村，西南方的龙凤镇龙头村。地处四乡结合部的地理位置，在全市独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谓之介休的“金四角村”。

崇贤村介于平原与丘陵的过渡地懂兰夜带，地势南高北低，丘陵面积占60%，40%为平川。邀酷村东沟梁起伏，发源于鳌子岭的“崇贤大沟”，俗称中角沟，主沟长4公里，集水面积5平方公里。村西有市境内最大的洪水河———龙凤河流经，大运高速公路和介洪公路穿村北交叉而过。崇贤村土地肥沃，平川区水源充足，丘陵区水源缺乏，建材沙石为其唯一可利用资源。

早期人类择地而居，河水流域为首选之地，加之崇贤村介乎平川丘陵之间，采燥汗依垣可造屋，居川易耕作，优越的自然条件必然成为人们的理想之所，因此，崇贤村有着悠久的人类居住历史。随着人丁繁衍和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乡民逐步告俗别了土窑洞穴，建造了砖木结构的瓦房，进而形成村落。

聪明睿智的崇贤人，利用村畔河道的石料，铺设了长百余米的石头街道，实现了早期的道路硬化。尽管随着居住环境的变迁，曾作为贯通南北的石头街已失去往日功用，两旁已是青藤绿草，略显几分荒芜。然而，这条印记早年人类足迹的主街道条石依旧，仍不失为一道感受地域风情、洋溢乡野情趣的风景。履步其上，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陵循洒樱仿佛又触摸到昔日的人文脉络。

石头街的南端，原筑有堡门，即南堡门。整个村落被高耸的堡墙护卫着，四周闭合的堡墙辟有南堡门和西小门供人行车往。如今南堡门无存，只能过得去行人的西小门基本保持着往日模样，仍为村民出入之门户。

在这个村堡中，还建有一堡中堡，俗称“马家堡”。顾名思义乐企婆原为马氏家族所构筑，后有杂姓人家迁居其间。从遗存院落来看，堡内建筑多形成于清朝晚期。位于马家堡东南隅的建筑，原为一处三进院落的豪宅，疑为马氏家族的主宅。现外院、中院已拆除，仅有门墩础石及上马石残留于原处，内院已有部分拆除翻修，惟堂窑套楼仍为原有建筑。从二层木楼中梁墨迹中可以读出，建于“大清道光二十九年岁次己酉四月”即1849年4月。

崇贤村现存民宅古院多处，如嵌有“纯嘏”石雕门匾和钉有“万喜”门钉的豪门大院；如书有“耕读第”字样和镶有“致远”砖额的单门独户；如从“永贞吉”院门而入，可及“锡纯嘏”二门的套院等。这些宅院，均为传统型北方民居四合院结构，只是规模大小、装饰繁简不同而已，今或保存尚好，或部分保留、或闲置弃用。从其间遗存的影壁、廊柱、雀替、窗棂、土地堂来看，原主人对其居所的装饰还是颇为讲究的，透析出的信息是，崇贤村原来不乏小富人家，以及他们祈求平安吉祥的心理。

崇贤村民宅古院中，建筑风格最为别致、保存最为完好的，当数乡民俗称的“新户院”。该院坐落于村东南方位临街处，为一坐北面南的单进四合院，从阳刻篆体门字匾额的题款可知，建于“癸亥秋七月”。据现居此院的老妇介绍以及对院内屋体建造风格实地查多臭戏埋看，“新户院”的建造年代应为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7月。

“新户院”内部建筑并无特别之处，其临街院门呈外“八”字型，俗称八字屏风墙，造型独特大方，略显有几分与众不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院门顶端奢华别致、颇具艺术价值的八卦门楣式门罩，堪称建筑中之精华！

仰目可视，镶嵌于院门墙体间的木质门罩规制开阔大气，做工镂月裁云。整个门罩上下两层，浑然一体，通体以镂空工艺雕刻有莲花、喜鹊、蟠桃、宝鼎、葡萄、法器、盘长、如意、缠枝、树木，以及八卦乾坤符号等吉祥纹饰和立体图案，俨然一件玲珑剔透的建筑艺术极品！可谓吉祥感物，联类无穷。它偌大的象征体系、丰厚的寓意特征、隐喻的内涵价值，反映出主人纳祥接福的美好夙愿，浓缩着民间吉祥心理定势之价值期盼，展现出传统民俗建筑艺术的无穷魅力！

崇贤村因崇尚唐太宗李世民的贤德 而得名，并建有“秦王庙”以祀之。如今，记载崇贤村名来历的秦王庙已夷为平地，遗址上仅有几块硕大的石块矢志不渝地守候着空旷的荒凉，不能不说是有辱村名的莫大讽刺，“崇贤”之情结该作何解释？文物的灭失使人倍感遗憾，而崇贤村唯一保存下来的古建———奎星楼，则让人感到些许带有缺憾的欣慰。

崇贤村奎星楼，史料无载。它位于崇贤村东南隅巽位丘塬，是一座通体石构、平面八角、仿木构制的二层 重檐楼阁式建筑，由楼阁台基和两层八角楼体及攒尖式楼顶构成，为崇贤村古往今来的标志性建筑。

奎星楼楼体通高8米，台基高1.5米，上筑八角空心室阁楼，中间四柱贯通，内部构成四方形藻井。一、二层各角雕筑束莲式倚柱，柱间嵌有挡板护卫，每层设门，正门均开于西北乾位。楼檐叠涩，雕斗拱、翼角及檐飞，腰檐额枋刻有书简、算盘、墨砚、灯盏以及吉祥花纹图案。整座楼体结构严谨、工艺精湛，为市境内罕见的一座全部以石材建造的奎星楼。

奎星楼是古代为崇祀魁星而建的楼阁。奎星，亦称“魁星”，原为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称为奎宿，即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按现代天文学观点，包括仙女座九颗星和双鱼座的七颗星。后被古人附会为主宰文运之神，成为民间信仰的神祗。汉代《孝经纬援神契》书中已有“奎主文章”之说，科举制度设立之后取得高第称之为“魁”。

由于魁星掌管着文人功名成败之命运，故备受读书人崇拜，遂建魁星楼崇祀。继而魁星被形象化为一个立于鳌头之上，一脚向后钩翘、一手捧斗、一手执笔的赤发蓝面之神，即所谓“魁星点斗，独点鳌头”。

崇贤村奎星楼一层正门石柱阴刻对联“斗向乾宫扶凤翼，星临巽位占鳌头”既点明了奎星楼的九宫方位，又道出了读书人的殷殷期盼，蕴含着对奎星虔诚膜拜之心理。二层门柱联“依绵峰而拱秀，仰胜水之环青”，则为崇贤村地处依山傍水的环境而感到惬意、自豪，抒发出一种“家乡美”的情结。

然而，修筑这座市境罕见、通体石筑的奎星楼所希冀给崇贤村带来文昌运兴的初衷，并未为后人所深谙其旨。百余年之后，承载读书人厚望的奎星楼，遭受了自身难保其全的命运，楼体石柱间镌刻有文字的碑石均遭人为破坏，弥足珍贵的史料已难以追回。

史料无载的缺憾、实物遭毁的现实，越发让人燃起欲从其间觅得一丝历史信息的欲望。笔者从田间地垅和楼阁空室觅得十余块碎石残片，加以拼凑，以企复原，但石碑文字并非一块碑刻所载，碑碣被肢解的程度超乎想象，若不是刻意捣毁，厚重的石材怎能具有如 钢化玻璃破裂时的性能？无奈，仅能从其残石断句中，辨读出些许建楼之史料信息。

“建造奎星楼碑”碎石残片可读：“奎星者，职司斯文者也。观其笔，下点青云……，开千百世代之文明。修是楼，以安其神，则文德覃……。清咸丰乙卯之岁仲春上浣吉日庚午，崇贤村建修”。由此得知，崇贤村奎星楼建于1855年2月上旬，距今252年。

250多年前，崇贤村建造奎星楼的初衷是祈盼村内文风振兴、文运昌盛。百余年间，村内一直延续着每年农历二月十九在秦王庙举行佛会、弘扬 佛教文化的习俗，之后的农闲季节，村内还有唱干调秧歌的文化传统。然而，随着庙圮碑毁，早年的文化氛围未能得以传承，只有奎星楼还耸立一隅，成为静寂地孑然于旷野固守着仅存文风的一种形式。令人担忧的是，它的命运是否会遭受更为严酷的肢解？当然，更为担忧的不仅仅是形式，而是三乡结合部的文风！

崇贤村作为平川与丘陵间三乡结合部，历来为战事频发地带。秦王庙的创建，记载了秦王李世民讨伐刘武周的古代兵事，而近代战争也多发于此，崇贤伏击战即为一例，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中共太岳部队新八团一营三连与县民主政府三区民兵中队协同作战，星夜运兵至崇贤村外隐蔽埋伏，闫军保警大队进入抢粮时，遭遇伏击。经过半个小时激战，毙伤闫匪19人，生俘百余人，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百余支。此役为近代兵事之范例，被载入史册。至于文革时期，1969年5月22日两支造反派武斗队在崇贤村交战造成23人惨死，则是一场耻辱的战事。

崇贤村现有人口478户1570多人，可耕地1465亩，退耕还林面积500亩，主要栽种核桃和紫穗槐。经济格局以农为主，以石料加工为辅，兼有养殖、运输、建筑和劳务输出，80%的劳力在本村务工或自主经营，村民年人均收入可达2800元。

崇贤村为巩固农业基础地位，陆续投资70万元，新打机井3眼，铺设输水管道近万米，安装出水栓百余个，保证了1100亩农田的灌溉。从2001年始，铺开道路建设工程，硬化道路面积4000平米，2006年继上年部分完成村内排水渠道配套后，又新开两条道路工程，实现了全村主干道路的全部硬化和路渠配套。

这些实事的兴办，赖于经济实力的增强，而集体经济的壮大，靠的是村委班子更新观念，引资办企。晋华、红星洗煤厂的引进以及石料加工厂的运行，带动了全村经济的发展。一座投资300万元、年产10万吨碳酸氢铝的化工企业已经建成，必将带动崇贤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应当有信心相信，因秦王李世民而得名的崇贤村，也是全市唯一的除本村所在乡外，与三个乡镇接壤的“金四角”村，能借“奎星”的庇佑，以文化振兴促经济繁荣，在新农村建设中“独占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