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家村

建德市更楼街道邓家村地处更楼街道东部，距新安江城区约23公里，由原邓家、大坪、新岭三个村于2007年7月合并组成，行政村总面积9.735平方公里，东与兰溪市下慈坞村交界，南与寿昌镇接壤，西临更楼街道桥岭村，北与新安江街道马目村相邻，全村农业人口316户，总人口1116人，2008年全村农业经济总产值448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44.16万元，人均收入4015元。邓家村主要经营有养鸡、养猪，种植以板栗、番薯、水稻、玉米、西瓜为主，高山西瓜也是邓家村的一个特色，蚕桑养殖也有一定的规模，有近50%的劳动力外出主要在杭州等地打工，村民勤劳、遵纪守法，未发生过群众性集体上访事件，社会治安稳定，村两委班子团结，村民民风纯朴良好。村庄风景独特，村庄富有皇宫般的建筑结构。历史悠久。

邓家村的地名、传说和建筑都充满了传奇色彩，笔者从小听了很多有关邓家的神话般的传说，其中有人物的，也有关于风水的。关于风水的最典型的说法是：有一位风水先生从兰溪走到邓家，发现甘溪到邓家的山水恰好形成72条船，邓家是一个龙盘虎踞之地。笔者发现，邓家有很多与皇家有联系的建筑和地名。顺着这条思路，笔者试图对邓家的建筑布局和家谱进行初步解读，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笔者把邓家村址与明代北京故宫相比，发现竟有很多相似之处。

故宫内有“内金水河”横过大殿（太和殿）汇入护城河（筒子河），在天安门前有“外金水河”，是第二道横向的护城河；邓家同样有河流两次横过村前，形成两道横向的河流。

故宫从大殿（太和殿）出午门到天安门金水桥是一条长长的直道，是皇城中轴线的一部分，直道两侧按“左祖右社”原则布局，左边是家庙，供奉祖先（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右边是社稷坛（今中山公园）供奉社神（土地神）和稷神（五谷神）。邓家村也有一条穿村而过的河，长约300米，河的左侧是大公殿，仅在接近大公殿的道路右侧，有一块与社稷坛五色土大小类似的旱地，据寿昌中学历史老师唐勋的调查，这块地上以前就有一座土地庙！
　　“左祖右庙”的礼制是《周礼·考工记》规定的国制：“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元朝时北京也按“左祖右社”的祖制布局，但不是在宫城门口，而是一个在城西，一个在城东。《明史》记载，明太祖洪武十年才确定这一格局，王国可以参照此例。

北京城在明初分京城、皇城和紫禁城（即故宫）三部分，总面积约50平方公里，邓家三村加上甘岭村的土地与山地面积大约也是50平方公里，与北京城的面积相同；从象鼻桥到桥亭的经堂桥（前文误记为桥亭桥）约2.5公里，与北京的皇城（天安门到地安门）南北距离相等。
　　从紫禁城后面的景山到北京的城门正阳门，分为三个区域，即：紫禁城（故宫）、社稷坛太庙区（从午门到天安门）、T型广场区（今天安门广场），分别以内金水河与午门、外金水河与天安门、正阳门为界。
　　邓家村从后山角头山到城门也是分为三个类似的区域，即：村、土地庙大公殿区（狮子桥到象鼻桥）、城门后区（从象鼻桥到城门的开阔地），分别以第一河道与狮子桥、第二河道与象鼻桥、城门为界。

后山：故宫有太岁山（景山）；邓家有角头山。两山大小、高低相似。来水方向：故宫水来自西北的积水潭———什刹海入城；邓家河水也是自西北入村。
　　以上数字和格局有天然的成分（如水系），也有刻意模仿的痕迹（如三个分区、中轴线、左祖右社的安排、家族占地面积）。这是不是说明邓家先人是有意参照了皇宫、皇城的格局？

　　邓家村与北京城的某些吻合，是与风水选址理论的吻合。
　　古人选址，特别是明清时期，特别讲究风水理论，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朱雀是水，以河流流过村前为最佳，河流如有回流为上佳；玄武为山，以山型坚实可靠的土山为佳；左青龙为河，右白虎为路。村前视野好并有两重山峦（案山和朝山）为佳。
　　北京城北面是连绵的燕山，西面是太行山余脉———西山，永定河从西面往南，再折向东方从天津入海。具备了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的全部要素，所以是“负山带海、龙盘虎踞”的地形。
　　北京皇城和紫禁城（皇宫）建造的时候也是考虑了这些因素，北面的太岁山（景山）为玄武，金水河为朱雀。金水河的弧型设计和前后两道相连的金水河（内金水河与外金水河）形成了上佳的“回头”效果。但这些是人工建造的。而这一切，邓家都是天然具备的。河流几次受山的阻挡，不仅横贯村前，而且形成两次横贯。第二次横贯时还有明显的“回头”佳象。
　　奇特的是后山（角头山），圆浑且土壤宽厚，并与远山相连。邓家以村前河流为界，两端延伸几公里，是一条明显的地质分界线，河西是土山和容易碎的红岩石，植被以茅草为主；河东是石山和坚硬的青石岩，植被以高大灌木为主，不长茅草。所以邓家的后山气势圆浑，土壤深厚，而案山和朝山山势挺拔，山林茂密，并使河流形成上佳水口。
　　水口是风水理论的一部分，一般选址难以照顾到水口，是风水选址时重要但不容易落实的部分，大部分村落选址能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就不错了，很多村庄只能以人工的水塘来代替朱雀。而邓家村不一样，不仅前四样是天然的，就连水口也是天然的，而且是非常完美的水口。
　　水口讲究的是地势有收口状，使水流呈喷涌而出之势，讲究前行蜿蜒曲折，忌一泻千里之势。水主财运，收口并蜿蜒曲折意味着财聚不断。
　　邓家水口的特点是：收口明显并且“一去三回头”。邓家村西北入水口最宽处约0.5公里，到村口象鼻桥下收为20米；同时在象鼻桥下形成第一次回头，有不忍离去之状，在城门处形成第二次回头，蜿蜒南行30公里汇入兰江后形成“V”字形，这是第三次大回头，最后流入邓家东北部的梅城三江口。
　　皇宫选址和建造还与阴阳五行学说有关，北边属水，所以北京的水流一律从西北进城（含京城、皇城和紫禁城），邓家的河流自西北入村，是邓家村与风水、五行理论诸多天然巧合的一点。
　　邓家及周边居民历来有“乌石的朝山，麻车岗的来龙，邓家的水口”的说法，对这三个村的风水选址称赞有加，乌石村和麻车岗村都位于今大慈岩镇。
　　风水解读有助于理解邓家村的营造意图。比如：前人为何把城门前移，把象鼻桥、水口纳入邓家村；是不是有一位皇帝或与皇帝有关的人会选择这里作为隐居和繁衍之所？

　　从邓氏家谱中发现，邓家村的桥梁、庙宇，以及从高尖坞口到下慈坞口近5公里长的河道石坎、道路，均为邓氏族人良四公一人出资修建。河道道路不知中途是否倒塌重建过，否则当有500余年历史了。这也是一项重要文物。
　　此项工程按现在的造价，至少需要两百万元以上人民币（按每米造价200元计算）。良四公所处的年代为15世纪的明初，那时的经济水平和明中后期相比显然要差得多。所以良四公的经济实力就是个很大的疑点。
　　据邓氏家谱记载，良四公的经济实力来自于长途运输。这又出现了诸多疑点，其一是：长途运输需要相当的投入，特别是运输工具，当时不是马就是船，投入很大，其本钱从何而来？二是一旦有像样规模的产业，就会出现子承父业，邓家世代应该形成长途运输的产业传统，就如许多家族性产业一样，大如徽商，小如诸葛村的药商，兰溪、东阳、永康一带的手工业传统。但是邓家没有。尤其是明代中后期东南经济持续发展，长江中下游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邓家如果在明初有运输业的基础，以后至少有200多年的发展机会，不会不形成家族性产业传统的。
　　邓家三村，特别是源心村的山地面积很大，三村合计面积约有50多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明初期北京城（北京内城）的全部面积，这些山都是邓姓先人从外姓手中购得的。其面积之大，以至于大多数山至今还是人迹罕至，邓姓居民也从不去管理。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些山绝大多数属于邓姓公有，谁开发就归谁，谁家穷就可以放火烧山种玉米、种经济作物，据说三年就可以脱贫。
　　邓家历来信守非官即农、重农轻商的传统，邓家人到现在也很少经商，我所知道的邓家上几代人也很少经商，邓家村的临街建筑没有一间是铺面房屋。没有经商和手工艺这些中国人历来致富的传统，也没有地下矿产资源，更没有显赫的为官记录，邓家至今还属于不富裕地区。照这样推测下来，良字辈先人的经济实力是不是与皇家或某大官有某种联系？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么也可以以此推断，邓家先人很可能是一位隐居的皇帝或大官。文： 邓伟云

邓伟云先生撰写的《 邓家邓姓身世考》一文在《今日建德》发表后（详见5月16日第6版），引起了市里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市长洪庆华为此作了专门批示，副市长汪华瑛曾亲率文广新局和更楼街道办等领导前往 邓家村实地考察，市广播电视台也曾赴 邓家村录制了一档节目。与此同时，该文也在 邓家村，特别是在邓姓家族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议论之声此起彼伏。
　　 邓伟云先生从小就喜欢历史，大学里学的也是历史。几十年的思考和查证，他突然提出： 邓家一带的邓姓很可能是元末明初，与朱元璋争天下而兵败鄱阳湖的陈友谅的后人，与散居在新安江、兰江上的九姓渔民是同一支。发表在《今日建德》上的《 邓家邓姓身世考》一文就是这一思考的结果。
　　连日来，我借阅了本姓所藏的《邓氏宗谱》（残本），发现在墓志篇中，记载了邓氏家族中较有名望的祖宗轶事及墓志、碑铭。当中明确指明：“建德邓氏为邑著姓，世居清溪之阳，人物钟灵之所也。”这里的“邑著”相当于“土著”，指世居本地的人。“清溪”就是现在红旗水库流向芝堰水库的这条山溪名。
　　邓姓是本地的一个大姓，历史上也算是名门望族，曾出过不少人物。好多年前，我也听长辈们说起过家族往事，说我们邓姓很早的时候有异姓“焉附”。“焉附”即为“依附”，相当于现在的“挂靠”。说这话的是我的祖父辈邓顺根，已于今年春逝世，享年91岁。这与 邓伟云先生听长辈所言的“我们邓姓是隐姓，原来姓陈，和新安江、兰江被贬的渔民是一家。为了躲避遭贬的命运才改姓邓”之说有相似之处，只是一个直接肯定了邓姓是陈友谅的后人，一个只说有外姓“挂靠”。
　　为什么我们邓姓有“焉附”的情形呢？这就要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形来看了。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宗族往往聚居一地，一般不容外姓人居留。而宗族中往往有德高望重者担任族长，掌握本族族权，操纵本族的祭祀、物产分配，处理族中大小事务等职权。所以，即便有几户客姓的存在，也往往因为惧怕受制于大家族的欺凌而迁徙他乡，或者干脆弃本姓而随大姓，以此求得生存抑或庇护。因此，陈友谅部既然是溃散游兵，溃逃到此，犹如丧家之犬，在 邓家一带的高山密林中躲躲藏藏地过着艰难的日子，不是长久之计。为了子孙后代的大局着想，他们有可能弃陈姓而“焉附”于邓姓。
　　那么，这个“挂靠”的外姓是不是就是陈友谅的后人呢？我们不妨将时光倒回到六百多年前来一个假说。
　　当年陈友谅部溃逃到 邓家村时，的确是狼狈不堪。虽说他们带有皇族的血脉，可是，栖息他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们只能通过改姓的手段以求得生存。因而，一个是本地人烟埠盛的望族，一个是落难溃逃的皇族，两个族人首领经过几轮艰苦的谈判，最终达成协议，隐陈随邓，从此结束了流亡生涯，才有了安身立命之地。之后，他们大兴土木，造城门，建城墙，立牌坊，兴庙宇，又秘密将陈理接驾到此，重振皇威。这时的 邓家村，俨然是皇家的圣地，曾富甲一方。据传说，在 邓家村，鼎盛时期“有烟灶数千，人口逾万”，不仅地灵人杰，而且人才辈出，考取功名者不在少数。沧海桑田，而今， 邓家村的辉煌早已烟消云散，留给后人的只有那些隐隐约约的断壁残垣，和曾经有一位正统皇裔的无限遐想。
　　根据《邓氏宗谱》所记录的墓志铭中，隐约可以看出有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在此，我摘录其中一部分章句，以供史学家们参考。
　　例一，淳佑二年良月为《邓××》（此处残缺，具体为哪一公不详）撰写的墓碑铭中，其结束语这样写道：
　　公生之初，祥光现母。
　　观国之实，岁十有九。
　　鼓箧校痒，父兄师友。
　　晚乃筮仕，四绾组绶。
　　公中本职，一毫不取。
　　历宦三朝，归休畎亩。
　　既明且哲，保身而寿。
　　用刻坚珉，以传不朽。
　　例二，弘治七年，为《邓氏世高公坟头铭》所撰的铭志中，详细记录了邓世高的出生年月、临终遗嘱和子女情况，其中长子取名“思明”，次子取名“思诚”，“思明”“思诚”意味深长，值得深究。
　　例三，成化六年，为《邓处士世良公寿藏记》，记录了邓世良的轶事、品行，其中有“若世良者，读书好礼，识量过人，处心仁恕，贝周穷恤匮，无所不至”等语。
　　例四，嘉靖二十八年为《邓望远公墓志铭》所写铭文，结束语道：
　　善继其先，是为合子。
　　克昌厥后，是为合祖。
　　生寿而荣，死亦何贫。
　　勒此坚铭，光阴千古。
　　这当中的“合子、合祖”意味深长。
　　例五，最有意味的是《育三百一公山何长龙墓志》（现山河塘坞），全文为七言古诗。诗文完全以帝王语气叙述其家族的正脉。诗铭全文如下：
　　坤祖南行转北迁，
　　抛梭勒马势如泉。
　　天皇行龙天辅穴，
　　协关奇遇穴天然。
　　卯巽两班环吉地，
　　南极万驷跃云瑞。
　　暗拱明朝皆祖脉，
　　千山万水尽门栏。
　　华表捍门高钟溪，
　　游鱼日月是胎元。
　　金印牙刀随肘后，
　　天财玉枕正雄藩。
　　宝盖旌旗齐拥背，
　　玉华符节绕金尖。
　　叠璋顶章唯铁骨，
　　芦鞭走马七星占。
　　天泰之峰紧护峡，
　　虎踞龙蟠品燕山。
　　永卜云礽绵福履，
　　声名远著列朝班。
　　这首诗中，深藏暗语，表面有写风水宝地之气势，字里行间又揭示了家族的秘密，口吻可谓大关，非等闲之辈所能语。那么，此公是否就是陈理的后人？还是其他皇家公卿贵胄的重要人物呢？这个谜只有等史学家来考证了。
　　邓树堂，1962年生，更楼街道洪宅村人。平时爱好文学，系建德市作家协会会

关于寿昌成为华东重点县的一段回忆
　　1951年一开年，寿昌县就召开了全县干部大会。会上，中共寿昌县委书记兼寿昌县人民政府县长张文楷大声宣布：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寿昌县成为华东局重点县。
　　1950年10月，我作为经过省委培训的土改骨干干部，被分配到中共寿昌县委办公室工作，经办上下文件的传达，为张文楷的助手之一，了解一定的内情。现将寿昌县作为华东重点县的一段历史作一回忆。
　　中共中央华东局由山东分局和北上的华中局合并组成，于1945年12月在山东临沂成立，负责领导华东各解放区的各项工作。1949年迁至上海。1954年4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的决定而取消。
　　华东局对重点县的要求是：各项工作先行一步，以取得经验教训；所有上报下达文件必须送华东局一份。
　　浙江省委选择新登县为重点县。而华东局为什么要选择寿昌县为重点县呢？据张文楷的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寿昌县有一支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1949年5于5日寿昌解放，部队撤走，金萧支队干部、南下干部先后入驻寿昌，并培训了一批当地干部。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团结协作，工作进展快。从1951年开始，县委委员以上干部一个个先后调离，有一段时期，寿昌县县委委员、书记、县长只有张文楷一人兼任。
　　其次，支前活动蓬勃开展。从1949年5月到7月，寿昌县就筹借了469923斤粮食作为军需，分别送到解放军32师和36师。妇联组织当地妇女缝制2521双军鞋支援前线。1950年春节前，县教育界、商会、农会联合发起“一封信”运动，寄送部队，鼓励解放军战士勇往直前，解放全中国。1950年12月，发动了一千多名青年报名参军，经挑选，有五百多名青年入伍。同时募集物资慰问烈军属。计有大米9112斤，稻谷14220斤，玉米4544斤，柴700担，还有鱼、肉、鸡、蛋、豆腐、花生、年糕、粽子、番薯片和糖果等。
　　第三，依靠群众剿匪反霸，尽快肃清境内国民党残余势力。刚解放，寿昌境内有“浙赣皖闽联合军事委员会青年救国军浙江总队司令部”的“司令”叶鹤和“副司令”林杰在大同山区进行反革命活动。丁谷匪部“大队长”邓维良在邓家山区和更楼杀害百姓。寿昌干部和前来支援的某解放军部队深入匪穴，于1949年8月12日，捕获了“副司令”林杰，并迅速将傅翔、邓维良等一批反革命分子处决。此时，寿昌县的剿匪反霸斗争走在附近县份的前面。
　　第四，狠抓农业生产。1949年11月，寿昌全县掀起了冬季积肥、开荒和兴修水利的高潮，挖塘泥、烧焦泥灰比往年增加一倍，开荒5100亩，兴修水利668处，受益农田47239亩。
　　作为华东重点县的主管，张文楷同志以身作则，勤奋踏实。清晨，他带领机关干部早操，晚上，他深入农村调查摸底；干部汇报工作不尚空谈，要讲事实。有些数据往往当地干部不清楚，而张书记却很清楚。工作方法以点带面，全面铺开。
　　寿昌县的工作值得宣扬的有几个方面：
　　中共中央华东局通报表扬了《寿昌县1952年工作计划大纲》。
　　县级制订年度工作计划当时尚未实行。年前，张书记交给我三本绝密汇刊——《斗争》，要我仔细阅读，领会精神，结合本县实际，制订一个1952年全年工作计划。我依据寿昌实际，写出了1952年工作计划草稿，经张书记补充修改，油印上报到金华地委、浙江省委和华东局，并分发到县属各区、乡、镇及各机关单位。不久，华东局发文通报表扬。张书记笑嘻嘻地对我说：“我们的1952年工作计划通报华东各县了。”
　　派出得力干部支援邻县兰溪复查土地改革工作。
　　1950年9月，寿昌县作为土地改革工作试点县，于第二年春耕前结束。全县44个小乡163个村，没有一个乡、村吃“夹生饭”。一、二类的村为129个，占了80%。反观兰溪，在“金、兰、汤反革命暴动”被镇压下去以后，仍有残余敌对势力谣言不止，土改不彻底，少数地区地主势力没打倒，有的贫雇农不敢接受分配到的田地。
　　中共金华地委要求寿昌县在本县土改结束后，派得力干部去兰溪协助当地干部进行复查土改工作，寿昌县委二话不说，迅速派出20多名土改骨干干部，在田子华同志的带领下，奔赴兰溪，到土改不彻底的乡村，重新发动群众，重新划分阶级成分，重新分配土地，镇压了一批反动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狠狠打击了地主阶级，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士气。寿昌县这种顾全大局，不苟私己的精神，赢得了兄弟县的敬佩。
　　春夏荒救济贫困户，秋后狠抓粮食入库。
　　1950年春荒、夏荒期间，不少贫雇农缺粮缺钱，度日艰难。寿昌县在当时并无财政收入，贷款发放了救济粮73100斤，救济缺粮农户9290户；向1027户缺少种子的困难户发放稻种7970斤，向8986户农户贷放煤灰91000斤、桐子饼17斤，保证了春粮生产。秋后，农村干部到各村户做工作，顺利完成粮食征收任务。到11月6日，征收粮食1061.1万斤。速度之快、数量之多，与邻县相比，处于先列。
　　1951年秋，毛泽东主席发出“增加生产，励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寿昌县接到指示，于11月下旬召开了全县干部大会，专门布置粮食征购任务，限期完成。从12月9日到14日仅6天时间，就全部完成了一千万斤粮食的入库任务。1952年1月9日，《浙江日报》为此作了报道，标题是《寿昌县以生产为中心，结合完成征粮》。
　　县委书记亲自抓基点乡，以点带面，抓出显著成效。
　　1951年到1954年，寿昌县以卜家蓬乡为平原基点乡，着重抓粮食生产，由县委书记张文楷亲自抓，以邓家乡为山区基点乡，着重抓山区经济作物生产，由县委副书记尹道生亲自抓。
　　两个乡都派出了工作组，由得力干部任组长。卜家蓬乡为张林耕（后任开化县委书记，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在邓家乡的黄祖洲、蒋冰泉，他们贯彻领导意图坚决，能跑能写会算计，与群众关系密切。
　　张文楷的工作方法是先在一个点取得经验，然后全面推开。在卜家蓬乡，一抓小山村的互助合作，二抓十八桥村的土壤改造。张书记白天跑区乡，晚上带到小山村召集农民积极分子开会，动员12户农民组成了农业互助组，开展了互助合作生产。1952年11月转型成为傅秋德初级农业合作社，使这个社的粮食产量大增。傅秋德被评为浙江省农业劳动模范，次年到北京参加全国劳模会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省里奖给该社锦旗一面，水牛一头，阴丹士林布两匹，毛巾两打。互助合作有了旗帜，1953年冬全县就推开了。
　　十八桥村村前是艾溪，村后是田畈。田块前高后低，后片常年积锈水，叫“白螺丝田”，一年种一季，亩产粮食百来斤。土改时，农民争着要前片带沙土的田，不愿接受后片锈水田。
　　为解决上述矛盾，县、乡、村集体研究决定，将整畈田进行统一规划，纵开排水沟，横连田塍路，将锈水排入艾溪，将沙土填入锈水田，再加入有机质肥，以改良土壤。全村劳力统一使用，集体安排。改土工作轰动了附近地区，金华地委农工部部长李学智（后升为金华地委书记、宁夏省委书记）闻讯后，前来取经，并在全地区推广。后来，《浙江日报》以《寿昌县十八桥改良土壤运动获初步经验》为题作了报导。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这一消息。
　　邓家乡是山区，山高林密，以产桐子、茶子、茶叶为主。邓家乡农民听党的话，土改后，迅速组织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山区生产搞得有声有色。《浙江日报》寿昌特派员记者常去搜集材料，报导新闻。
　　邓家乡有一篇总结互助合作发展山区生产的文章上报到省里。有一天，县里突然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要寿昌县派人去改文章。当时的县委书记已经是尹道生，他要我去改。可我已离开办公室到宣传部了，对此事不接头，也不知道是改哪篇文章。但是既然县领导对我如此信任，我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到了杭州，在接待处的办公室等了三天，没有动静，到了第四天，才有人把一份关于邓家乡搞互助合作的材料给我，让我认真阅读，并补充具体材料。说实话，我对邓家的情况不太熟悉，要我改这份材料，实在为难。最后我只把原材料稍微改动了一下，抄写端正就送上去了。原来的文章实际上是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的手笔，题目也是他们定的，叫《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盘》。这篇东西，最后送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手上，毛主席写了按语：合作化模范邓家乡。此事被载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第658页。（方邦达）